民国“京城四少”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和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注意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可以说在西安事变前后，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飞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系，更改变了事变中重要人物活动的时空概念，从而使得他们的行踪更为快捷隐蔽，也就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雷纳德是美国飞行员，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受聘于张学良，月薪1000美元。他1935年12月6日到达上海，数天后抵汉口与张学良的亲信、机要秘书刘鼎接头，然后乘火车北上西安，时年30岁。顺便说一下，至今为止的相关史料都说刘鼎是在1936年3月后才由上海去西安的。
少年张学良
张学良除了飞机，还有不少当时最新款式的小卧车。他对朋友也非常豪爽，甚至光为机组人员就配备了两辆有专职司机的豪华型福特以供出游。张学良在乘飞机巡视部队时，与地面的联络很有特色，就是把命令放进一个丝绸口袋，再绑上沙袋投下。凡是能捡到口袋交给上司的就能得到一块大洋的奖赏。飞机一直在上空盘旋，直到地面做出答复。地面的回答方式是用石灰或白布条在地上写大字。在情况紧急时，士兵就按指挥员的命令直接躺在地上摆出文字作为回答。这种办法方便快捷，是飞机上的张学良与地面部队惯用的联络方式。
当时彭德怀正在围攻东北军驻守的甘泉。雷纳德的任务就是每天驾机向甘泉空投弹药、粮食和药品。随机人员同时记录守军写在地上的情况汇报，这人就是张学良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的刘鼎。最令雷纳德不解的是，张学良光命令飞机向守军空投各种物资，却从不下令向红军投掷炸弹。倒是红军经常向这架波音飞机射击，以致每次返航后，他都要忙着修补机身的弹孔。北方的天黑得早，雷纳德的飞机经常在夜色中返航。机场的士兵只要听到引擎声，就会手持电筒排成两行，为飞机的降落导航。
毛泽东多次提出借用飞机按照当年的交通能力，保安到西安是个非常遥远的距离，甚至到肤施，也就是延安，都非常困难。两地虽然只相距170华里，但周恩来为了与张学良会谈，骑马到达肤施竟然花了两天的时间。而李克农从保安前往洛川，路上竟然要历时半个月。
但是，张学良的飞机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从肤施乘飞机前往西安只花了不到两小时。换句话说，如果从西安乘飞机到肤施，然后坐上肤施驻军事先准备的车辆，那总共只要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从西安到达保安。这就难怪张学良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肤施与周恩来两次会谈，到保安与毛泽东见面，接受令张学良日后一直惊异不止的“海鲜宴”，甚至还可以“住上一夜”。如果不是张学良忍不住向挚友“显摆”而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今天世人根本不可能得知张学良当年真实的行踪。众所周知，当年许多重要的共产党员因为各种原因都乘坐过张学良的飞机。毛泽东为了解决一些问题，也曾多次提出过向张学良借用飞机的建议。而张学良在需要共产党帮助时，更是时常动用他的飞机。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雷纳德有一则飞行日记很重要：洛川，星期三，1936年4月8日，早晨雨。一早被少帅唤醒，我认为天气不适合飞行。中午雨停，飞机下午2点起飞前往肤施。
据《周恩来年谱》1936年4月7日记载：“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启程，八日晚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九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
雷纳德的回忆录1943年在美国出版，记载的又是航行日志，表明张学良是4月8日下午到达肤施的。周恩来则是在同一天的晚上到达的。由此看来，双方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待上20多个小时举行会谈。因此，那次着名的会谈似乎应该开始于8日夜，而不是如今所认定的9日夜。
但是，据1936年4月11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与张学良谈判结果致林彪、聂荣臻电”中明确说：“周副主席于九日下午八时人肤施城，十日晨四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确实是开始于9日晚而结束于10日晨。
那么难道当年的航行日志有错？其实，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都对，关键是张学良虽然在8日按双方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了肤施，但很可能因为内部意见有分歧，需要时间进行统一，因此就以天气恶劣，电报不通为由拖了一天。此点只要看当时张学良一再以“喉咙不适”为由，把中共中央要求在4月初进行的会谈推迟到8日就可以明白。
据当年随周恩来赴肤施的戴镜元回忆：“周恩来和李克农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则在川口村等候，飞机场由我们警卫部队控制，在会谈未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原来在肤施严格控制雷纳德及其飞机的士兵是红军战士。这种严密的安全措施显然是以防万一，如果飞机失控返航，后果就难以设想。而且，从戴镜元回忆的语气看，似乎也不是只有一个晚上。
雷纳德的回忆也提到在会谈期间，他本人与飞机受到严密的控制。雷纳德说，一群士兵几乎寸步不离地盯着他和飞机，连晚上睡觉也不放松。为了躲避士兵们的干扰，雷纳德不得不每天晚上想方设法转移睡觉的地方，而士兵们则总能找到他，然后围坐在他的睡袋四周，使得他不胜烦恼。他说这种状况成了他和士兵们每晚的游戏，而这种游戏持续了好几天。戴镜元还回忆说张学良先拿出2万银圆，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20万元法币。”
由此看来，会谈双方在肤施都待了不止一天。
亲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4日，雷纳德从上海满载新鲜的肉类和蔬菜飞到洛阳，随机还有一位乘客，张学良的密友吉米·爱尔德。当时蒋介石已经去了西安，雷纳德在西安降落时，发现机场停满了南京的军用飞机，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杀机。
12月12日凌晨，雷纳德被城里的枪声惊醒，开始还以为是军队的演习，接着听见子弹呼啸着掠过屋顶，并发现大门全部关闭，人也不准外出，这才发现情况不妙。雷纳德说，刘鼎告诉他，从一位警官那儿得知西安全城已经断电，城门也都关闭。但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屋内的电话未受影响。雷纳德拿起电话，接线员说只有一些特定的电话才能接通，并说某种革命正在进行。雷纳德听了顿时产生了一线希望，他觉得既然飞行员的电话畅通，表明无论哪方在革命中胜利，都需要飞行员的服务。
到下午3点，整个城市终于安静下来。雷纳德说刘鼎自告奋勇外出看看。他翻墙到了空无一人的街道，一直走向机场。不多久就回来说机场由杨虎城的部队守卫，看见南京三架教练机降落，乘员一落地就被逮捕。还说张学良的波音飞机完好无损，已经严令卫兵保护。所有的通讯交通全部中断，道路和铁路被阻塞，广播和电报也完全中止。当黑夜降临时，死寂的城市分外恐怖。雷纳德用报纸遮住窗户，点寺己了汽油灯。
当晚11点，电话铃响了，张学良来电要吉米立刻去见他。雷纳德说吉米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朋友，那晚他必须顾及双方的脸面，因此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但此时的雷纳德却大大松了口气，并很快进入了梦乡。雷纳德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众多的日本人及其财物在事变前夜不知去向。他一直弄不懂他们是如何得知消息又如何出城的。
雷纳德的回忆无意中对刘鼎在事变白天所处的位置与活动做了很清楚的说明。刘鼎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和目击者之一，吕正操回忆说当时他自己“和参加西安事变的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因此刘鼎的回忆也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刘鼎的回忆有两个版本，一是张魁堂根据刘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一是刘鼎的谈话《谈西安事变》。尽管这两个回忆版本的内容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叙述的都是事变当夜发生的情况，对事变当日的白天却只字未提。雷纳德的回忆在无意中补充了刘鼎的回忆，表明12月12日的白天，刘鼎与雷纳德在一起。从刘鼎的关心和活动看，他非常注意机场，尤其是张学良的飞机。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刘鼎出现在雷纳德身边，会不会他当时的主要任务和肤施会谈时的戴镜元相似，就是监视机场和飞行员动态，保证飞机随时可以起飞以防万一呢？
秘密接送周恩来12月16日晚上，张学良密令雷纳德在次日清晨与刘鼎一起秘密飞往肤施。为了节省时间，保安在事变发生后的13日曾紧急动员修建跑道，打算让张学良的飞机能够直接在保安降落。据当年参加抢修机场的毛泽东卫士贺清华回忆：“机场突然停修，大家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我也十分纳闷，找到一个机会，就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啦？’毛泽东听了我的问话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唉，不是那么回事，不是要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去西安，因保安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于是飞机只能依然在肤施降落。
雷纳德不知道飞行的目的，但在降落肤施后，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寒意，因为没有见到通常等着的汽车。刘鼎要他开着飞机的引擎，随时准备起飞。一会儿，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刘鼎与他们交谈起来。雷纳德惊奇地看着这些传说中的红军，发现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带队的看起来也只有十七八岁，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谁也不会相信他们都是些身经百战的战士。雷纳德发现他们浑身泥泞，仿佛经过长途跋涉。
雷纳德并没有看错。由于保安地形条件的限制，急于赴西安的周恩来只能赶往肤施搭乘飞机。12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保安的那天早上，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鹅毛大雪，周围的山峁川道，沟洼河谷，都裹上一层银装。保安到肤施170多华里，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不停地打滑，所以行进得很慢，当天只走了80里的路程，天黑时在安塞县西边的一个小村子的土窑洞里过夜。16日早饭后继续向南前进，整整一天的急行军，马不停蹄，直到下午5点左右，周恩来一行才赶到肤施城北门外的蓝家坪。
由于围观飞机的人越来越多，雷纳德开始有些不安，因为飞机上载着1500磅子弹。六七个看上去有身份的人与刘鼎在一起，他们都留着黑色的长须。刘鼎给他们每人看了张学良的照片，然后让人卸下了飞机上的子弹。看热闹的人群开始拥近飞机，雷纳德说他掏出了枪以防不测。但刘鼎低声说了几句中国话，效果立现，人群不再拥挤，令雷纳德惊奇不已。“你究竟和他们说了些什么？”雷纳德随后问刘鼎。“我告诉他们最好回家去。”刘鼎笑着回答。
刘鼎的回忆与雷纳德基本相同：“我受张学良的委派，乘坐他的波音专机，飞抵肤施机场降落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尚不见中共代表团来，美籍飞行员说发动机老开着，飞回的汽油就不够了，所以他只好停开了一个发动机。”“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同行的人员骑着马从南山转过来到达机场，我顾不上冻僵的身体很快地将飞机运来的弹药卸下来交给红军。”“飞机起飞时，已是下4时了，天空中正下着雪。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起飞，向着西安方向飞去。”
雷纳德说飞机下午返航，12个人坐满了机舱。飞机遇强气流剧烈颠簸，机舱内的人一手拿着空罐，一手挽着胡须开始剧烈呕吐。飞机在西安降落后，接应的汽车还没有到。他们坐在机舱里等待，谁也没有下飞机。一会儿，几辆车开过来停下，他们就竖起衣领连贯下机，迅速坐进了汽车，很快开走了。
就这样，雷纳德在西安与肤施之间往返多次。去时飞机装载着枪支、弹药、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资，返时坐满留着胡须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警卫员。
不给张学良添麻烦雷纳德非常佩服张学良的为人。他的回忆录出版于1943年，为了不给囚禁中的张学良带来任何可能的麻烦，就只披露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保安联系的具体内容，刻意回避了事变前的许多重要飞行。
据张学良的老部下何柱国在《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一文中回忆："1936年，张将军时常坐飞机出巡于洛川、西峰镇和西安之间。”洛川正是保安与西安的中转站。就在巡视名义的掩护下，张学良在1936年的4、5月间先后两次与周恩来秘密会见。
除此之外，张学良的飞机还送过中共的一些关键人物。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的飞机冒着风雪把担任国共和谈重要使命的张子华与董健吾从西安送到肤施，由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张子华与董健吾当时由上海到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学良。“董健吾于3月10日离开瓦窑堡到延安，然后乘飞机返回南京，从此沟通了国共之间中断了八年的联系。”1936年7月初，刘鼎带着张学良的密信，“乘坐张学良的专机赶到肤施后，又步行50里才到达安塞。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张学良提出的问题。”
这些为了与保安联系而进行的频繁飞行，照理说很难瞒过雷纳德的眼睛。有不少文章都提到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与保安联系，其实这种说法既对又错。张学良确实会驾驶飞机，但通常都坐在副驾驶座上，绝不是单独驾驶飞机。由于当年的飞行地图很不规范，甚至缺乏，因此往往需要多幅地图相互参照比对。这样，在雷纳德仔细查看多幅地图寻找目的地时，就由张学良驾驶飞机。就此而言，张学良借机进行的所有重要活动，都有雷纳德的伴随，自然也就难逃雷纳德的眼睛。比如张学良与周恩来的首次肤施会谈，雷纳德明知监视他和飞机的都是红军战士，但在回忆录中却始终以“士兵”相称，而只字不提“红军”二字。相反，雷纳德多次回忆张学良与他一起进行所谓的“猎航”冒险游戏，就是无端寻找红军队伍，然后低空掠行威慑恐吓，以红军战士的惊恐慌乱为乐事，以说明张学良与红军的敌对关系。这种避重就轻甚至无中生有的回忆，显然是在掩护当时正被严密看管的张学良。
送张学良到南京杀机四伏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突然要见雷纳德。奉命前来接人的汽车用“可以折断脖子”的速度把雷纳德送到张公馆，张学良正在密室等他。雷纳德立刻明白有秘密的飞行任务，因为这样的命令张学良总是在他的密室里下达的。不过这一次有点异乎寻常，因为张学良要求雷纳德在10分钟内做好飞行准备，至于飞往何处张学良却一言不发。雷纳德的这一回忆为史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证明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决定的突然性和机密性，以致飞行员不仅连飞行准备的时间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
雷纳德到达机场，发现张学良的飞机由四排士兵作警戒。他们全部脸朝外，步枪上了刺刀，子弹也上了膛。雷纳德刚坐进驾驶室，就有三辆小车全速驶来。张学良从第一辆车下来，就一头钻进机舱，坐在雷纳德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一些人鱼贯进入机舱后，雷纳德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雷纳德转过身去，原来是蒋介石夫人正坐在机舱左手前排，边上还有她的德国侍卫和德国乘务员。她的出现使雷纳德更想知道他们将去哪儿。“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雷纳德回答。“好，”夫人立刻说，“起飞，我们快走！”张学良命令雷纳德飞往洛阳。雷纳德说张学良看上去如释重负，因此有点昏昏欲睡。雷纳德载着中国的一批大人物多少有点紧张，他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虽然略显疲惫，但脸上带着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地笑着，显得非常轻松。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蒋介石则双目紧闭一直睡觉。飞机到达洛阳时，张学良让雷纳德在空中盘旋一两圈，告诉地面飞机要降落了。“西安难道没人通知洛阳我们要来？”雷纳德奇怪地问道。张学良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当飞机降落后，蒋夫人首先迈出舱门。当迎上前来的军官看见蒋夫人，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张学良跟着蒋夫人，刚刚在地面站稳，4名士兵就上前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大声地说：“不许这样，你们走开。”蒋夫人上前与张学良相互挽着向前走去。蒋介石被搀扶下飞机后坐进汽车。
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夫妇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由战斗机护航继续飞往南京。波音飞机随后，机上坐着张学良和宋子文。正在这时，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遮天蔽地。跟随的护航机很快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雷纳德认为天赐良机，他觉得张学良不应该去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只要张学良下令，就可以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从而改变他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运。然而雷纳德大失所望，张学良没有利用这一机会，仍然坚持继续飞往南京。雷纳德忍不住了，就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去南京。”“不管它，”少帅静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波音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张学良刚下飞机就马上被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雷纳德说，从张学良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当张学良走出机舱的一刹那，雷纳德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就忍不住说了声：“务请保重！”张学良闻声转身，头一回洒下了英雄泪。“谢谢，”他说着用双手紧紧握住雷纳德的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张学良迈开几步，又转身回来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雷纳德的手。雷纳德目送着张学良。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礼帽，昂首挺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他穿过了挡在前面的一道人墙，那些人曾经是他的朋友，而现在已变成他的舌从了。
张学良被拘留后，他的波音飞机也被何应钦封存。正当雷纳德准备回美国时，吉米前来找他，让他为蒋介石驾驶张学良的飞机，月薪1200美元，外加所有补贴。雷纳德怕对不起张学良。但转念一想，觉得说不定有机会能为张学良说情，就答应了。从1937年4月起，雷纳德依然驾驶波音飞机，但雇主却是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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